《窗口人生》序
秋末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老一辈编辑周达宝先生在电话里对我说，山东省莱西市农村有两位瘫痪在床二十多年的残疾青年李永程、李国程兄弟求她帮助编辑、出版一本书，希望我也能够帮忙。当时我一口应允说：“只要您同情的我便同情，您愿意帮助的一定会帮助。”于是很快，我便看到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手稿。手稿分为小说、散文和诗三部分，仅这些文章的目录就将我深深感染了，接着我把她们的内容一篇篇地读下去，我的心也随之同两位残疾青年的心紧紧地贴到了一起。读完了，我便由衷地发出感慨：这是一部用两位高残青年的真情与滴血凝聚成的作品；是他们追求和探索他们生活真谛的心声。
随手稿而来的还有地方电视台制作的录像带，这十几分钟的录像资料真实地记录了这两位残疾青年的艰难生活和他们的更为艰难的文学创作，使我受到了一次更大的震动。早在1972年至1975年期间，这两位普通穷苦农民的儿子，先后患了一种遗传疾病——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先是行走无力，下肢萎缩，继而全身肌肉萎缩，最终导致瘫痪，卧床不起。从此两兄弟便永远告别了他们心爱的学校、教室和课本，开始了他们病瘫在土炕上的孤独生活。但他们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他们用一种常人难以理解和忍受的毅力顽强地生活下来，并开始他们梦想中的文学创作。正如他们在后来的散文《残疾·命运·人生）里写到的：“面对残疾，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沉沦，要么奋起。”他们选择了后者。
但毕竟他们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生活穷困使他们连一本像样的字典都没有，又瘫痪在床，生活空间只有那几平方米，生活基调就是半间屋炕，一盏油灯。写出的文章没有人给予指导，寄出去的稿子常常是石沉大海。实际上，最初的文学创作对他们只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尤其是几年后，深爱着他们并唯一给予他们生活支持的母亲因劳累过度而去世，使他们的精神之塔几乎崩塌。他们曾无数次地感到悲观失望，散文《寂寞》表达了他们这段时期的消沉的心情：“在一个小圈子里，在仅有的几平方米内，在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间，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生活方式，不二的动作、表情习惯等，致使我总打不起精神，并对周围所有事情景物，都感到厌倦，感到迟钝，感到麻木了。”然而他们终于还是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们在另一篇文章里写运：“能够在悲伤中看到欢乐，是一种境界；敢于在痛苦中露出微笑，是一种超脱。”他们成功了，十年后，他们的散文《走出少年梦）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金色年华”征文活动中获奖。同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发了他们的作品《笑话别人就是笑话自己》。这有限的成功更激发了他们无限的创作热情，此后他们付出了更大的艰辛，更加努力地在那一块块方寸梯田中耕耘。近十二年来，他们创作了200多万字的作品，陆续在全国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100多篇。
我曾经应北京几所中学的邀请谈了自己对“人生”方面的一点浅见。那么什么是人生呢？人生就是义务，为自己也为社会。上苍赋予我们生命，我们要对此负责任；社会提供我们生存空间，并给予我们各种保护，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这就是我们这群自诩为高等动物的人类与其他低等动物的根本区别。而这两个义务的完成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我们主张一个身心健全的人应该以社会义务为首任，因为只有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富有，才会有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然而反过来，当一个人在通过正当方式为自己的生存尽义务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创造效益。因此，可以说，只要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我们该做一切，无论是为自己的生存还是为整个社会，都应该得到承认，都应该值得敬佩。李永程、李国程这两位高残青年，他们身残志不残，他们无比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们不仅高质量为自己的生存尽了这份义务，也为我们的社会尽了一份义务，因为他们这种与命运奋争的精神，他们的作品，将会感动和鼓舞着我们千万个身心健全的人去工作，去创造。
现在，这本书经过无数的周折终于要出版了，在此我们要感谢大众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提供给我们的无偿帮助；感谢青岛市委领导、莱西市委领导以及两位残疾青年所在地方的各级政府的大力支特和帮助。
王业伦 1998．3 12
